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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廷出具的报告还得出结论，认为曼谷事变虽然是暹罗王的胜利，维护了暹罗的主权，但对暹罗未必完全是好事。虽然那些华商和华官是用一些阴谋手段意图夺取权力，但从目的上来言，这是暹罗第一次对宪政的尝试，如果这些人成功了，或许暹罗会成为东方第二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君主立宪制虽然不是什么完美的政治体制，但总比封建君主专制要强的多。

        李昭誉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沉浸在曼城事变的调查之中，他通过这一件事，搞清楚了帝国皇帝的统治逻辑和政治方针，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种成果是不能拿出来说的，这也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你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却无法向人炫耀。

        除了这个大的成果之外，李昭誉也有一项小的成果，那就是弄清楚了温洛的逻辑。

        对于温洛这类有志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探索一条富强道路的统治者来说，帝国之于他们就是危机，既危险，又有机会。温洛既希望获得帝国的支持，经济上、技术上和政治上，但又担心被政治渗透和控制。

        而且，即便温洛是一个开明的人，但再开明的君主都不会开明到自己减少自己的权力，更不可能结束的自己的统治。

        这不仅是温洛一个人的逻辑，更是南洋所有藩属国，亦或者帝国势力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和政治实体的逻辑。每个国家都想得到帝国的帮助，却不想被控制。

        李昭誉弄清楚了这些，才再次与温洛会面。

        从上一次的会面来看，李昭誉发现自己对温洛的印象很可能只是一种假象，这位王子平日里表现的有些盛气凌人，似是纨绔模样，实际并非如此，他有信念，也有理想，更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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